站在六十年一轮回农历己亥年的时间节点上，李河君仍在织梦。
1月26日，这位汉能创始人一如过往。他站在巨大的屏幕前，向外界抛出一个既玄奥又写实的全新概念——“天地同力，万物发电”。
李河君早已习惯并享受这样的场合。
在台上，这位广受质疑的光伏大佬总是西装革履，充满自信，经年累月地粉饰着汉能的未来。
几乎在同期，另一位光伏大佬靳保芳所期盼的回A之路取得新的进展。
自去年7月17日宣布从美国纳斯达克退市后，晶澳太阳能很快找到借壳对象，在光伏中概股回A大潮中，屹立潮头。
李河君饰梦十天后，施正荣公开拜年。自六年前被赶下尚德董事长宝座后，他曾暴瘦15斤，之后独居澳洲数月，过上“买菜、做饭、洗衣服”的常人生活。
此次以上迈新能源董事长的身份重新出现在公众视野，这位自称是技术型企业家的“光伏教父”或许正在努力重拾旧日辉煌。
与施正荣齐名的另一位光伏元老苗连生已逃离大众视野两年多。
2016年7月退休后，这位曾用0．69元低价搅动整个光伏行业的“价格杀手”隐退在英利总部厂区深处的一栋小楼里，开启退休生活。
比苗连生年轻九岁的彭小峰则年关难过。
去年8月，他因大量债务未清偿而被批捕，只能远遁美国。2012年淡出一手创办的赛维LDK后，他的事业再难有起色。
他曾在微博上自励：“有时候离开，并不意味着结束。”但对这位长着一张娃娃脸的落魄富豪而言，这一次离开，或许真的意味着结束。
最风光者当属朱共山。凭借精准的行业判断，娴熟的资本运作，这位“民营电王”坐拥三家上市公司，在不久的将来，即将迎来第四家。
但在当前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下，“协鑫系”因负债高企仍如履薄冰。
这六位光伏大佬有着一个共同的头衔——首富。
不论是中国首富，还是地方首富，他们的沉浮折射出这个时代的激荡本色。六位首富本无交集，却因光伏聚首，并由此上演一出出精彩故事。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他们的故事仍在继续。
草根往事
在这六位首富中，除了施正荣系科班出身，师从“太阳能之父”马丁·格林，其他五位的学历背景并不光鲜。
但底层的摸爬滚打，淬炼出他们钢铁般的意志力。
新中国成立三年后，靳保芳出生在河北宁晋县一个农民家庭。现年67岁的邢台首富是其中最年长、最低调的富豪。他所执掌的晶龙集团，也最为稳健。
这或许与他的人生经历有关。由于家贫，在年仅18岁时，靳保芳曾在当地一家服务公司工作，当过服务员、厨师。凡是他人不愿干的活，他都愿意干。
“我曾经一天蒸过2250个馒头，当时没有机器全凭两只手，也曾烙过450斤面的大饼。”靳保芳说。
当靳保芳在家乡蒸馒头烙饼时，抗美援越已接近尾声。年轻四岁的苗连生曾到过越南前线。他13岁参军，有长达十几年的军旅生涯。
1979年，当他再次踏上这片土地时，已是对越自卫反击战。两年后，这位曾立志当将军的老兵从部队转业。
此时，从中国南方掀起的改革开放大潮蔓延至全国。
从1978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这股浪潮造就王石、柳传志、鲁冠球等人。他们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镌刻上自己名字，“84派”成为中国最早一批企业家。
在河北保定市，当地曾经的文化和商业中心裕华路开始变得繁华起来，各种私营商店纷纷入驻。
这一幕让这位从部队转业回到家乡的年轻人不再迷茫。他杀入商海，从此如鱼得水。
六年后的1987年1月15日，裕华路深夜的灯光，照亮了一家挂着“英利化妆品经销部”的商店。
苗连生从部队转业的这一年，23岁的朱共山从南京电力专科学校（现南京工程学院）毕业，他主修的是电气自动化。
毕业后，和当时大多数大学生一样，朱共山进入体制内工作。待到下海经商前，他已是江苏盐城轻工局自动化成套设备厂厂长。
施正荣比朱共山晚两年毕业。从长春理工大学（原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光学仪器专业毕业后，他并未急于投入职场，而是选择继续深造。
他出生于1963年，家乡位于江苏扬中一个名叫“太平”的小村庄，但由于刚刚经历三年自然灾害，太平村变得并不太平。
这年2月10日，一位陈姓农妇生了一对双胞胎。同时，邻舍施家因生了个死胎，全家笼罩在一片愁云之中。
由于陈家已有一儿一女，无力再抚养两个小孩，于是决定将双胞胎中的弟弟，过继给施家，取名施正荣。
这样的境遇让他从小要强，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他也成为光伏行业内用知识改变命运的典型代表。
施正荣于1986年考取中科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并在两年后留学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师从马丁·格林。
当施正荣在南半球开始努力钻研薄膜太阳能发电技术时，日后一手缔造薄膜帝国的李河君刚从北京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毕业。
据他本人所述，他毕业后从大学老师手中借了5万元，通过在中关村卖电子产品、玩具等，很快和合作伙伴积累了数千万元的资本。
朱共山决定下海的那年，年仅15岁的彭小峰中考考取全县第一名，原本有望进入当地重点高中继续深造。但由于家境贫寒，他不得不选读中专，进入江西外贸职业学院学习。
不过，命运很快为彭小峰打开另一扇窗。在校期间，他学习刻苦，掌握了流利的英语，同时自学日语和德语。
时间来到上世纪90年代，首富们的命运即将因时代的巨变悄然发生转变。
命运转折点
1992年，发生了一件足以改变中国国运的标志性事件——邓小平南巡。
尽管改革开放已进行十年有余，但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新旧经济体制下不同利益的冲突日益加剧，经济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实践面临困境，理论上也遭遇诸多难题。
在此情况下，邓小平南巡时的系列讲话，彻底明确了中国继续深化改革开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但新旧利益格局的碰撞仍在继续，靳保芳对此或许深有体会。
由于成功将当地一家濒临破产的农机公司改造成全国农机系统的一面旗帜，这位低调务实的实干家于1992年被调任宁晋县电力局，担任党委书记、局长。
上任后，靳保芳发现，宁晋县电力局是个烫手山芋。
但他依然大刀阔斧地进行一系列改革。例如，为改变冗员问题，他掐断人情网，采取人员调整、下岗分流等措施。
激进改革让他得罪了不少人，并很快遭受报复。
1992年秋天的一个晚上，一颗土炸弹轰出一声巨响，把这位电力局局长家的大门炸了个大窟窿，索性没有人员伤亡。
但这个炸弹并没有吓倒靳保芳。三年后，他借鉴海尔经验，推行末位淘汰制，每年对中层干部进行考评。
此时，东南沿海正在发生巨变。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格局在1990年发生重大转变，中国开始步入贸易顺差的快车道。
海关数据显示，1990年，中国货物出口额（以人民币计）2985．8亿元，进口额2574．3亿元，差额为411．5亿元。
从中国东部沿海城市源源不断输出的各类外贸产品，使中国成就“世界工厂”之名，并让一大批早期掘金者挣得盘满钵满。
彭小峰是其中的佼佼者。
1993年，年仅18岁的他从江西外贸职业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吉安市外贸局工作。
但对于一位从小尝尽贫穷滋味的寒门子弟来说，这份工作很难让他满意。
彭小峰很快敏锐地找到发财机会。1994年，中国开始实施外汇制度改革，人民币进入升职通道。在上班闲时，他靠着炒外汇，赚取第一桶金。
三年后，他下海创业，很快在外贸市场打下一片天地。
外汇制度改革改变了彭小峰的命运，新税制的实施则让李河君开启第一个“传奇”——水电。
中国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电力需求猛增，但电力供应短缺。为解决缺电难题，小水电投资迎来黄金期。
当时，中国实行“以电养电”政策，即小水电企业生产的利润不交所得税，直接用于滚动发展，所发电不仅能够全额上网，还可获得较高电价。
此外，国家对于小水电还实行低增值税政策。从1994年1月1日起，中国实行新税制，增值税率为17％，但允许县以下小水电生产单位增值税减按6％计征。
这一年，经朋友介绍，李河君回到家乡，以1000万元投资东江上一座1．5兆瓦小水电站。
此后数年，他又陆续在浙江、广东、宁夏、云南、广西等地收购小水电站，水电装机量也从几万千瓦，迅速扩充到几十万千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