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光伏产业即将迈入平价大门之时，笔者采访了国家气候战略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李俊峰老师。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的主要起草人和能源老枪。他不仅大局观可谓业内最佳，也为产业健康发展秉笔直言，更重要的是对于光伏产业的推动，以“卓绝”形容并不为过。在采访的过程中，笔者像是看到了那部超级烧脑的《云图》电影的结尾，恍然发现，错综复杂的光伏脉络在光伏发展历史上的一些重要节点，原来是这样。
他的的本身，就是史诗。
生活与苟且，能源和远方
在国家恢复高考的第一年，李俊峰考上了山东矿院电气工程系，这时的他已经22岁了。
来自鲁西北农村的李俊峰，脑海中关于贫穷的记忆“符号”就是家里的那口锅。“锅上愁，锅下也愁。不只是吃不饱，连柴火都没有。”
“能源是一件大事。”生活像一个蹩脚的画家，给李俊峰的少年涂抹的痛苦不堪却又印象深刻。在2017年他发表“扎耶德未来能源奖”个人终身成就奖获奖感言时，也谈到了少年时因为缺少能源而让他立志从事该领域。
以至于高考时，他的第一志愿是核物理专业，想去研究可控核聚变，但最终未能如愿，而是去学了电气工程。
一个农村出身的孩子为了解决烧火做饭的问题，想去研究核聚变，实现人类能源永续。从中可以看出李俊峰身上的特质：良好的大局视野，改造世界的理想，坐言立行的行践以及直指问题本源的洞察。没有大局视野，不会在当时农村的那种条件下接触到核聚变的介绍；没有理想和付诸实践的勇气，能源匮乏只会成为日后忆苦思甜的谈资；而若没有解决问题的洞察力，也不会直接想用核聚变一劳永逸解决能源问题。
这几样特质跟随了李俊峰一辈子。他讲话时有几个特点：从来不用演讲稿，直接得被业内形容为“一杆老枪”，对行业冷静到显得有点冷酷，能跳出光伏看光伏，更是每次都可以指出问题的本质和提出解决办法，他的大局观被公认是业内最好的。
能源的战争与和平
1979年，重要产油国伊朗巴列维王朝最后一任君主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流亡海外，伊朗停止石油输出60天，使石油市场每天短缺石油500万桶，约占当时世界总消费量的十分之一，致使油价动荡和供应紧张。
在此之前的1977年，美国中情局就曾发布报告，称世界石油需求量将超过供应量，石油长期趋势吃紧，对市场造成巨大心理影响，同时1978年洛克菲勒基金会也发布报告，称世界将经历长期的石油紧张。
几种因素造成了市场对于石油短缺的恐慌，各国都在囤积石油，进一步使局面恶化，1979年12月，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年度价格会议前夜，两个OPEC成员国利比亚和印度尼西亚同时宣布计划提高油价，有意促使OPEC保持高油价的现状。而1980年，伊拉克趁乱入侵伊朗，战争使得这两个石油输出大国的生产完全停摆。到1981年，石油价格已从原先的13美元／桶涨到了34～36美元／桶。
油价上涨不仅让消费者从大排量欧美系汽车转向小排量日系车，也带来了经济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在1980年8月成立了国家能源委员会，由当时的两位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康世恩挂帅，煤炭部长、电力工业部石油工业部的部长们均位列其中，编制150人。
1982年1月刚毕业的李俊峰就被分配进入了国家能源委员会下属的能源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几经隶属关系的变化，曾经分别改称为：国家经委能源研究所、国家计委能源研究所和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他在这个国家级的能源智库，一干就是三十年。
但这看似不变的三十年的经历，让他结识了一批中国能源决策届风云人物，包括时任国家农村能源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的林汉雄，国家计委燃动局的蒋兆祖、节能局的王传剑，国家经委能源局的鲁奇，以及后来的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国宝，国家能源局副局长吴吟、张玉清，总经济师李冶等，结识这些这些人，不仅使得他分析研究能源问题有了大局观，也深刻理解了，能源的来之不易。三十年的研究的经历，让李俊峰认识到能源的威力，小至千家万户的用暖用电，大到甚至能颠覆国家政权，改变世界力量格局。
进入能源研究所工作后，李俊峰开始从事新能源研究工作。“中国最早的新能源应用研究始于农村”他回忆道。
在笔者的记忆中，小时候的课本里有专门关于太阳灶，沼气利用的文章。那时国家高度关注农村的新能源应用，成立了国务院农村能源领导小组，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鹏担任组长，李鹏同志在延安保育院的发小，林汉雄担任办公室主任，这也圆了李俊峰当初的梦想。
这期间，李俊峰接触到能源政策制定工作，开始学习适合中国特色的能源发展之路。
奠定中国新能源之路的早餐会
2004年联合国波恩国际可再生能源大会，李俊峰和时任发改委副主任的张国宝收到一封邀请函。时任德国总理的施罗德请他们二位共进早餐。
施罗德是个妙人，头衔很多。有“媒体总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奥迪总理”之称。（施罗德结过四次婚，婚戒排在一起可凑齐一个奥迪标志，但2018年结了第五次婚，所以可以称其“奥运总理”了。）
虽然略有调侃之意，但这位领袖却是笔者最尊敬的伟人之一。他锐意改革，对中国十分友好，而且勇于承担责任，也是对光伏甚至未来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最大的人之一。2002年施罗德在约翰内斯堡发起倡议，提出应对气候变化，确保能源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全球共同发展可再生能源，他指出地球上还有30亿人没有电力供应，应当为这些人群提供电力，增加就业，减少贫困，人人享有可再生能源。当时朱镕基总理也在会议现场，并宣布中国批准京都议定书，通过节能和发展可再生能源，应对气候变化。此时李俊峰提出研究一个课题，通过立法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
于是2004年1月1日，德国实施了《可再生能源法》，如晨曦一般照亮能源发展的长夜。2004年的波恩国际可再生能源大会是推动全球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发展的里程碑。中国派出了由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国宝同志带队，而已经研究了能源工作20年的李俊峰，在国际上也已声名鹊起，此次波恩之行，中国代表团收到了比较高的礼遇。
施罗德与张国宝和李俊峰介绍了他对于可再生能源与人类发展的思考，探讨了光伏等新能源的未来。而在2003年，李俊峰等人推动可再生能源立法的想法也得到人大批准，他成为最核心的成员和主要起草者。所以对于可再生能源非常专业又执着的三人见面可谓宾主尽欢。
在会上，中国代表团向国际社会承诺了两件事：
其一中国将对可再生能源立法
其二是提出制定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此积极表态，得到了与会国家的一致肯定。当时任国家发改委能源局可再生能源处处长史立山在一个小小的边会上宣布这一决定时，美国、德国、英国、法国、丹麦、澳大利亚等大国的部长都 到会祝贺！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如此积极的表态，得到了与会国家的一致肯定。
张国宝主任对可再生能源立法也起到了巨大推动：2003年他主管能源工作时开始组织起草可再生能源法。到了2004年夏天，可再生能源法送审的阶段，张国宝亲自逐条主句的修改。敲定最后送审稿子的时候，参与这次修改工作的同志还有，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司的梁志鹏、核电司的史立山，以及李俊峰。 张国宝同志花了一整天的时间，逐条讨论、斟酌和修改。迄今为止，李俊峰还认为这部可再生能源法是推动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基础，它的一些基本原则和制度近乎于完美。“有了可再生能源法才有了今天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大好形势。”他说。
2005年2月，中国可再生能源法正式公布，这一次，中国走在世界前列，同德国一起，拉开了可再生能源大发展的序幕。
这份文件设定了四个极为重要的基调：制定总量目标；费用分摊，高出火电部分由向全社会征收的可再生能源附加补贴分摊；全额收购，后来几年由于新能源装机过多，改为保障性收购；降税贴息，减轻新能源企业负担。这就给后来十几年的新能源发展奠定了基础。“现在看非常有效地推动了这些产业发展。”李俊峰说。
那段时间，李俊峰还遇到了一批年轻人，他们的名字是：黄鸣、武钢、韩俊良、施正荣、苗连生、高纪凡、瞿晓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