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我国领导人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实现“30·60”碳中和目标以来，“碳中和”就成为了许多行业关注的高频词汇，在多地出台的“十四五”规划中，也围绕碳中和进行了发展规划布局。事实上，碳中和是中国崛起非常重要的一次机会，它不只是环保的概念，论其背后的时代意义，可以堪比第一次工业革命。换句话说，“碳中和”是新一轮的能源革命，是可以决定各个文明兴衰的一次转折。
说到“碳中和”的发展历史，就不得不提到三个重要会议协定：京都议定书、哥本哈根协议、巴黎协定。
1、京都议定书
“碳中和”简单来说，就是二氧化碳的排出量等于吸收量。从经济战略来看，“碳中和”其实就是在制约美国的石油美元。长久以来，美国凭借着领先的经济优势，将美元和石油挂钩，而石油又是各国工业发展中必不可少的能源，美国利用石油美元的优势，转移自身经济矛盾，以此称霸全球。但是，这种霸权行为也引起了不满和反抗。欧洲为了反抗石油美元制度，提出了一个新的发展思路：建立一个以保护地球环境为旗号的碳排放体系。
在这个思路中，二氧化碳被视为导致全球温度上升的罪魁祸首（事实上，地球温度上升和二氧化碳排放是否有关目前还存在巨大争议），许多欧洲学者和专家提出倡议，为了避免地球环境持续恶化，人类需要减少碳排放。在1997年12月，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框架下，组织84个国家签订了一份《京都议定书》，提出了一个“碳排放权”的概念，把二氧化碳的排放权变成了一种可以交易的商品。
举个例子，大多数以工业为主要产业的国家手里有一百个碳排放指标，而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要产业的国家手里也有一百个指标，那么以工业为主要产业的国家的碳排放指标如果不够用了，可以去购买那些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要产业国家的用不完的指标。可以说，碳排放权从表面上来看好像是一个环保问题，但其本质就是把国家的发展权变成一种可以交易的商品。
在这样的情况下，想要发展的国家只有两个选择，第一就是向发达国家买碳排放指标，第二就是用清洁能源，比如太阳能、风能这些不产生或者少产生二氧化碳的能源。这样下来，如果大家都开始使用清洁能源，那传统的石油自然会销量骤减，自然会削弱美国凭借石油美元而建立的经济地位。
美国在发现自己的利益受损后迅速采取了行动。2001年3月，美国时任总统小布什“掀了桌子”，而当时由于新能源产业并不发达，使用新能源发展成本过高，《京都议定书》最终没能形成合力，只落了个雷声大雨点小的下场。
2、哥本哈根协议
虽然《京都协定书》最终没能起到预想的效果，可是欧洲在碳排放体系上已经下了血本，特别是在环境宣传上，其喉舌都积极往世界各地宣传他们推崇的“环保观念”，取得了一定成效，不可能轻易退缩。因此，在2009年，《哥本哈根协议》诞生了。
但是，这个协议却引发了非常多的争议和反对声音，因为协定国在其他国家没有参与的情况下，就给各国分配了碳排放指标。根据此协议，全世界碳排放量不能超过8000亿吨，而27个发达国家抢走了其中44％的碳排放权。要知道，这些国家当时只有11亿总人口，也就是说剩下的56％的碳排放权要让其他国家的55亿人分。事实上，从1900年到2005年，发达国家的碳排放量是发展中国家的7倍左右。现在，发达国家又要抢占碳排放权的大蛋糕，这并不公平。对于中国来说，一旦承认了这个指标，从2020年后每年都得花一万亿去购买二氧化碳的排放权，上述协定可以说就是一个陷阱。对此，中国提出以人均历史排放为基础，争取了更多的碳排放权。
然而，经过多轮协商与表决，各方对这份协议草案内容有很大分歧，最终却并未能出台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文本。
虽然哥本哈根会议的争议不断，但还是达成了一个共识：全球温度上升形势严峻，积极应对刻不容缓。随着世界清洁能源的不断发展，全球大多数国家都认为应该减少碳排放量。于是，到了2016年，近200个国家签订了防止温度持续上升的协定，其最终目的，就是要让地球上的碳中和，这就是著名的《巴黎气候变化协定》。
3、巴黎气候变化协定
《巴黎气候变化协定》的目的，就是让地球实现“碳中和”。签署了协定的国家，必须遵照规则，在发展的时候，积极减少排放。这样一来，就必须限制石油、煤炭这些传统能源的使用，增加新能源代替。这种情况下，会对美国造成严重损失，直接冲击了石油美元的地位。为了不让自己的国际经济地位被动摇，在2017年，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
但这对中国来说无疑是重大利好。虽然注重碳减排会相应限制工厂的产能，但被限制的大多是传统能源，而我国早在十一五纲要规划中就提出了节能减排的计划，要求逐步淘汰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在2007年，我国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同年还实施了可再生能源发展中长期规划，扶持了大批以太阳能、风能、水能等为核心的新能源产业。可以说，我国在能源转型方面已经早早做好了局部，并且随着经济与科技实力的发展，具备了一定的优势。
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面临过多次“卡脖子”的问题，从最初的工业技术与设备，到如今的高新科技如芯片等，若还是坚持走传统能源的发展道路，能源领域的“卡脖子”问题将比芯片更加严重。因此，走新能源路线迫在眉睫。
幸运的是，中国在新能源体系中，拥有巨大的竞争优势。从地理上看，中国地大物博，具备十分充分的自然条件，而经过政策扶持发展，中国的光伏、风能等新能源行业已处于全球领先的地位，从技术到设备生产已经能够实现国产化，并且随着产业链不断发展，近两年，中国的光伏发电价格已趋近火电，甚至比火电还要便宜。更重要的是，中国解决了新能源发电中的最大难题——弃电率，凭借的是全球第一的特高压技术。
特高压技术可以解决自然资源分布不均的问题，从资源丰富的地区利用太阳能、风能、水能等发电，利用特高压将这些电运送出去，损耗只有1％左右，大大避免了能源浪费。特高压已经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在未来，它会让世界形成一张“网”，这张“网”一旦结成，就能把多余的电合理地分配到世界的各个角落。此外，随着储能技术的不断进步，能源的利用效率也在逐渐提高。
除此之外，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也在飞速发展，新能源汽车的普及率也越来越高。据估计，到2030年，新能源汽车在中国市场占比有望达到70％。到那个时候，利用新能源进行发电，特高压进行能源分配，而新能源汽车则负责储备消耗，这就形成了一套摆脱化石能源迈向新能源的体系，让能源的“生产－传输－利用”的三角形成闭环，而且可以自我造血，不断正向加强。在这种新体系下，不但可以倒逼低端产业升级，最关键的是可以向更高级的科技进阶，推进万物互联、量子计算、无人驾驶等技术的进步。“碳中和”背后的能源竞争，会影响中国的产业布局，会影响中国的发展质量，也一定影响着中国本土产业链未来的生存空间。
当一切水到渠成后，2020年9月22日，中国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宣布，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换句话说就是2030年，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将达到峰值，在此30年后，中国会实现温室气体的近零排放。
而在中国宣布“30·60”双碳目标后，美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中国主导的这套新体系下，加之“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还可能会形成欧亚经济共同体，届时，美国将被“排挤”，不但石油美元的经济地位被削弱，世界第一强国的话语权也将受到冲击。
无奈之下，美国还是顺应了潮流。2021年，美国新任总统上台后，宣布重返《巴黎协定》。然而，在未来的新能源赛道上，美国继续占据主导地位的可能性正在不断下降，曾经“挟石油以令诸国”的国际地位，很可能一去不复返。
中国的“碳中和”承诺，并不只是为了解决环境问题，而是着眼于完成科技升级、享受时代红利这样更高的战略层面。从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用一个个五年计划不断建设着这片土地，走出了属于自己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在国际上逐步争取更大的话语权，宣示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决心。
“碳中和”是传统能源与新能源的博弈，是世界旧秩序与新话语权的交锋，一场堪比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竞赛已经开展，新的世界格局将应运而生，中国也势必会在这次新的产业革命、能源革命中成为最大的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