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章宝阳唯一感到庆幸的是，因一直为上市做准备，设备、标准、认证都很齐全，“阳光谷”最终出售给了江西一家企业。比他更惨的是，当时还有几家转型光伏的本地企业无法撤出，血本无归。据悉，前年9月海宁注册的光伏企业有10家左右，第二年只剩下3家。
在金融危机中倒下一片的还有开化集聚区。“这个小小的半山区县居然有几十家硅材料及其配套企业”，广东一家创投企业副总监刘富宏曾为此惊讶不已。
据了解，这与当时的开化601厂不无关系，这家专业生产硅材料的军工企业几度辉煌，从第一颗东方红卫星开始，我国通讯卫星、气象卫星、军用卫星、神舟一、二、三、四号无人宇宙飞船、神舟五、六号载人飞船及我国首个绕月卫星“嫦娥一号”卫星上，所用的太阳能电池硅片主要由它提供。2002年，万向集团成功收购成立万向硅峰电子股份公司。谁都没想到它的繁荣带动了当地一些水泥、家具制造企业转型新产业，最终在开化形成一个光伏产业带。
本来这些突然转型的民企就是冲着短期效益而蜂拥组建，开化60多家硅提炼厂产量加起来一共才60兆瓦，产业的无序扩张，导致了激烈的同业竞争。此外，隔行如隔山，原来做水泥等的转型企业专业技术更新完全跟不上，又缺乏雄厚的资金支持。金融危机中，开化光伏产业集聚区突然一片死寂，就算一半在开工的企业也是处于半停产状态，抗风险能力极差。
说起这些企业的遭遇，浙江省光伏产业协会秘书长沈福鑫痛心疾首，他深刻认识到，就算不是金融危机，光伏产业的泡沫也会吹破，因国外光伏市场已渐趋饱和，但高回报的现状还是令海宁、开化等地方政府盲目鼓吹新能源产业，进一步造成市场重复建设，低端竞争，产能严重过剩，最后以悲剧收尾。
专家的焦虑
没有资源、地缘和产业优势，处于新兴产业低端，日趋严峻的环境考量，前景在哪？
同样为浙江转型“先烈”及准“先烈”们感到焦虑的还有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著名经济学专家、教授、浙大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史晋川。
作为“呼包银”重点经济区规划调研组前期研究课题组组长，浙商投资新能源新材料的现状他关注了很久。对于如何避免成为转型“先烈”，史教授认为，不仅是企业自身决策的问题，政府行为也相当重要。
“坦率地讲，现在的太阳能光伏产业就是重新在走传统制造业的老路”。史教授向导报记者举例认为，以前鞋企皮革等能耗高、污染大的产业链在国内完成后，成品皮鞋进行出口。太阳能目前关键技术、设备并不掌握在自己手里，国内前期提炼硅、拉硅棒、切硅片、做电池等整个过程耗能、耗电都相当厉害，国外则享受了清洁使用的环节。现在的传统产业在制作技术、研发、设计、品牌工序等已渐趋成熟，有些甚至走在国际前端。与之相比，新产业相对地位更低端，带来的环境等后果更严重。
尽管日照时间长且有煤有电，资源丰富，太阳能产业起步早，发展技术相对高，内蒙古、宁夏等地尚且不能把太阳能电作为主电，最多只是作为火电补充深压后输入电网。因目前技术、性能还不稳定，电网一直排斥太阳能电并入，最后的成品电大概1.4元/度，这样的价格国家补贴补不起，老百姓也用不起。
从自然资源、地理位置和产业特色来看，浙江发展太阳能光伏产业显然不合算。日照先不说，生产过程中的硅、煤炭等都必须远途运输，这就相当于用汽油去换煤，用高级能源换低级能源。
浙江利用太阳能产业最好的方法是，由具产业优势的内蒙等地生产太阳能产品，浙江则研究如何将产品嫁接到现有产业中去，在民用化过程中推开，使生产成本降低。
因此，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规划经济方向是对的，但对于区域来说，积极参与的是态度，而不是区域空间，区域经济还是要立足于自身优势，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产业转型升级，脚踏实地一步步往上走。浙江没有自然资源、地缘和产业上的优势，如果照搬国家政策，不顾地方特色，山西就是一个“先烈”典型(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山西棉纺等传统产业十分兴旺，在一片争议声中，省委省政府决定遵从国家规划发展煤炭等重工业，现在山西成了一座高污染产业盛行的煤城)。
不排斥一些有投资实力的民企积极参与光伏产业，如正泰、盾安等就选择在宁夏、内蒙古等地投资，其原因除了这些地区不仅资源、地缘、技术优势外，生产成本低是一个重要原因，如他们有独立电网，电价才0.3元/度。
光伏产业一般都是投资大、回报期长的产业(一条生产线就要一亿)，涉及到资金实力的问题，投资门槛不是中小民企进得了的，小打小闹，转型后也只能是低附加值的产业，没有技术、盲目跟风，浙江现在已到了产能严重过剩的时候，市场机制和政府都可能出手进行整合，最后不仅可能没收益，还可能血本无归。
如果小型民企一定要转型光伏产业，可通过全新的融资方式，形成产业基金，把分散民企资本形成比较大的金融资本再理性反馈到这个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