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赛维和尚德陷入危机时，英利却声名日盛。
2010年，英利令人意外地赞助南非世界杯，各大球场上不时出现的“中国英利”四个汉字，使汉字第一次出现在世界杯赛场。
这是一次经典的世界杯营销案例，它让这家偏安于河北保定的民营光伏巨头，在短短不到两个月时间，享誉全球。
幕后的策划者正是该公司的掌舵人苗连生。借着世界杯的声势，这位光伏教父带领英利军团高速狂奔，终在2012年出货量成为全球第一。
当英利声名最盛时，2010年，这位年届54岁的光伏教父却萌生退役，他为自己制定退休计划，定在2015年退休。
但多晶硅价格暴跌和欧美“双反”打乱了他的退休计划。从2011年开始，英利连续四年亏损，总额超过15亿美元。
持续亏损下，债务违约也随之而来，沉重的债务负担将这家曾经的明星公司砸得抬不起头来。2015年和2016年，连续两笔，总计24亿元的债务逾期违约，让英利深陷泥潭。
在英利陷入危机后，身边不少人曾劝苗连生启动裁员，以减轻负担。但这位“大家长”不忍心，英利也成为危机中少有不裁员的光伏公司。
相比施正荣拒绝以个人财富做担保挽救尚德，苗连生却宣布拿出个人全部身家，帮英利渡过难关，并向员工道歉：“没有任何人的责任，这是老苗的战略失误。”
和苗连生私交较好的人，都会亲切称他为“老苗”，他朴实、随和的性格也很符合“老苗”这个带着中国特有人际关系称呼的形象。
2016年7月，苗连生正式宣布退休，由年轻的徒弟王亦逾接任。面对外界的舆论风波，他选择沉默，英利厂区深处的一栋小楼成为“避风港”。
虽然交出“权杖”，但他无法像另一位悲情的光伏英雄——无锡尚德创始人施正荣那样抽身离开。
冰火两重天
当尚德破产，赛维和英利泥潭深陷，协鑫、晶澳和汉能的境况是另一番景象。
在多晶硅暴跌冲击下，协鑫亦受到冲击。2008年，朱共山原本筹划中能硅业赴美上市，但受金融危机影响，价值被严重低估，不得不终止上市计划。
为应对危机，朱共山决定再次进行豪赌，将产业链往下延伸，布局硅片业务。硅料和硅片属于产业链的上下游。
2009年6月，保利协鑫执行总裁朱战军接到一个“死命令”，必须在当年春节前建成一座现代化硅片厂。
但当时他“连长晶炉、切片机等核心设备都没见过，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行业”。
自建硅片厂被认为是一项明智的决定。最终，这座硅片厂在2010年1月投产，协鑫成功将多晶硅价格暴跌的危机转化成下游硅片业务的机遇。
2015上半年，保利协鑫实现营收179．39亿港元、毛利38．94亿港元，归属于股东的利润为8．26亿港元。其中，92％的收入来自硅片业务，硅料业务仅占8％。
除了对大势的判断准确，朱共山还擅于资本运作。
保利协鑫之外，“协鑫系”还拥有协鑫集成（002506．SZ）、协鑫新能源（00451．HK）。此外，第四家子公司协鑫智慧能源借壳上市也进入倒计时。
当金安桥水电站并网发电时，李河君执掌的汉能开始在薄膜太阳能领域大肆扩张。在金安桥水电站的发电仪式现场上，一张薄膜光伏产业布局图高调宣布汉能的野心。
这位薄膜光伏大佬将旗下的首个基地落户在家乡广东河源。
2011年，汉能河源基地投产。次年，这家以水电起家的光伏新秀宣布，已投产八大光伏基地，总产能达3GW，超过美国First Solar，成为全球最大的薄膜太阳能公司。
面对汉能的薄膜野心，外界抛来无数质疑。“当时我做金安桥时，全中国都在笑话我。这回全球人都在笑话我。”李河君说。
背靠金安桥水电站这座“印钞机”，汉能在薄膜领域的早期扩张一帆风顺，这家光伏界的异类在全国四处拿地，产能不断增加。
2011年，汉能薄膜发电通过收购在港交所上市的铂阳太阳能实现借壳上市。
此后四年，汉能薄膜的经营数据犹如火箭般蹿升。2011～2014年，汉能薄膜发电的净利润分别达到7．2亿港元、13．2亿港元、20．2亿港元、33．1亿港元。
为摆脱技术瓶颈，从2013年开始，在李河君的主导下，汉能调研考察全球数百家光伏公司，最终收购其中四家。
对李河君来说，2015年，他走向了人生巅峰，也很快跌落谷底。
当年，汉能薄膜发电的股价在短短几个月内飙升，他的身价随之暴涨。凭借着1600亿元的个人财富，先后被《胡润财富》和《福布斯》评为大陆首富。
但李河君在首富宝座上仅坐了两个月。
当年5月20日，汉能薄膜在港股市场被恶意做空，股价暴跌50％，让汉能薄膜的市值蒸发1440亿港元，李河君的身价蒸发上千亿元。
多年后，李河君回忆称，汉能薄膜停牌当天，他当天晚上还去了河北演讲，演讲主题是“tomorrow is another day”。
此间，靳保芳低调潜行，他毅然放弃向行业老大宝座冲击，转而收缩战线。
＂考验一个企业家的决策能力，不是在困难的时候，恰恰是最红火的时候。＂ 靳保芳说。
命运交响曲
在最红火的时，企业的诸多弊病很容易被遮掩。
但当危机爆发时，这些弊病犹如浅埋的地雷，极易被引爆。而这些弊病，又多源自于企业家本人。
晶澳的稳健得益于靳保芳个人的管理风格。
这位最年长的首富不抽烟，不穿名牌，不打高尔夫。早年间，即便去香港出差，住的是最普通的宾馆，吃路边摊。
据称，数十年来，靳保芳对时间的分配一如既往：三分之一时间在工作，三分之一时间在考察市场，三分之一时间在学习。
与靳保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施正荣。当尚德如日中天时，这位海归博士雇用6名保镖24小时保障他和家人的安全。
事业上取得的巨大成功，让他信心膨胀，对光鲜亮丽的追求亦达到顶峰。
为了参加达沃斯论坛，他不惜斥资20万美元包机前往。他与美国副总统戈尔共进过晚餐，与英国查尔斯王子谈过合作。
在他的车库里，停放着近十辆豪车，包括三辆雷克萨斯，一辆宝马，一辆奔驰S600，一辆顶级宾利，一辆路虎，一辆沃尔沃。
这位光伏教父亦被指责缺乏管理智慧。
细腻的感情世界，使施正荣在管理时缺乏管理艺术。他偏向选择和自己感情交往深的人担当重任，比如让自己的中学物理老师担任公司的主管。
此外，他还偏爱聘请有深厚跨国公司背景的人组建团队，搜罗了全球光伏产业半数以上的华裔科学家和国外著名的光伏材料学专家。
但这导致“老员工”与“外来客”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而当二者之间矛盾爆发时，施正荣又缺乏足够的智慧平衡彼此的关系。
与施正荣齐名的苗连生有着截然相反的个性。他极力培养英利的早期创业元老，让他们获得财务上回报的同时，亦不断在精神上进行熏陶。
20多年来，只要不出差，苗连生每天早上7点一定穿着工服，率领所有高管守候在英利厂区门口，对每个来上班的员工高喊：早上好。
尽管这种“家长式”的管理风格受到质疑，但英利在行业内被公认为是战斗力最强的光伏企业。
但老苗时运不济。当英利布局六九硅业时，恰逢多晶硅暴跌；当他决定“二次创业”，千亿决战下游光伏电站时，国内下游分散式电站市场尚未成熟。
不过，当危机来临，英利的高层管理人员鲜有离职。
英利现任董事长王亦逾便是例证。
早年间，他曾担任普华永道的高级审计经理和审计经理。这位喜好滑雪和自行车的上海人看上去与英利的风格格格不入。
在2006年加入英利时，他曾认为自己在这家位于保定的公司“待不了多久”。但11年后，他却成为苗连生的“接班人”。
朱共山则“嫉慢如仇”。在布局多晶硅和硅片时，协鑫皆因在最短时间内的布局，取得最佳战略时机。
这位“世界硅王”认为，他的忧患意识要强于其他企业家。
三年前，他在接受《英才》杂志采访时曾说，“企业创新是永恒的，要居安思危，如果今天不努力，明天倒下的就是我”。
但在真正进行布局时，朱共山采取的策略并非一拥而上，而是分步进行。
在布局多晶硅时，江苏中能是在第一条1500吨的生产线投产时，才决定启动第二条。
与朱共山采取相反策略的是彭小峰，这位好赌的江西首富动辄砸下百亿资金，建设万吨级生产线。当危机来临，赛维的命运已注定。
在经历四年前的“520事件”后，汉能曾危机重重。
事后，李河君承认，公司遭遇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并反思公司步子迈的太快，“大企业病”严重。
时隔四年后，汉能以“私有化”重回公众视野。
对企业家而言，最大的考验不是身处顺境，而是跌落谷底时的反弹能力。
文／严凯